近日，中央层面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专项工作机制会议强调，“要更加注重源头治理，既针对突出问题治标，又从思想和利益根源上治本，动真碰硬、真抓实干”，释放出锲而不舍落实中央八项规定精神、持续深化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的明确信号。
基层治理现代化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基石。推进基层组织减负赋能，目的在于解放基层干部干事创业活力，构建权责清晰、运转高效的基层治理新格局。2024年，中办、国办印发《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若干规定》，首次以党内法规形式制定出台为基层减负的制度规范，为深化拓展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工作提供重要制度遵循。
“基层治理超载”现象，从根本上看，是基层政府资源、权力和能力与其面临的任务、责任和事务之间的错位造成的。治理重心向基层下移，本应带来服务效能的提升，然而在实践中，一些部门和机构将工作任务简单打包、层层加码推给基层，却不匹配所需的人员、资金等资源，使得基层工作压力不断增大，工作实效也难以保证。
因此，让基层回归服务基层的本职，迫切需要建立权责明晰的履职事项清单，通过科学界定基层组织的职能边界、规范基层干部的履职范围，构建减负赋能协同推进的长效机制。唯有从源头打通制度性梗阻，形成县（区）、乡镇（街道）、村（社区）等不同层级与部门间紧密配合的工作格局，基层减负成效才能得到长期巩固。比如在贵州省黔西南州，当地建立“州县乡村四级联动”责任链条，组建工作专班，定期组织研究村级组织明责减负赋能工作推进情况，加强到村事项统筹调度，形成上下贯通、精准施策、一抓到底的工作体系，确保减负改革的重心真正落到“服务于民、服务为民、服务惠民”上。
构建权责对等的履职事项清单，意味着要理顺不同层级、部门和岗位之间的职责关系。基于基层政府的职权范围、职能定位和责任归属，一方面应在人事统筹权、财政自主权、资源配置权方面强化必要的赋权，一方面应制定权责的“负面清单”，明确哪些责任不应由基层政府承担，从而防止责任的无序下放。比如湖南省郴州市建立“取消、优化、保留”三张清单，取消村级不应承担事项50项，并完善准入机制，对新增事项实行联合审批，防止“属地管理”滥用。确保履职事项清单能用管用，还要构建动态管理机制，根据实际情况对清单进行适时调整，并且要对未按清单履行职责的行为进行严格监督和问责。
破解基层治理资源结构性失衡问题，关键在于建立健全资源匹配增效机制，推动实现编制、资金、权限、物资等资源的合理分配。比如在人员方面，可以通过“减上补下”等方式进一步推进基层编制资源的有序增长和精准下沉，对现有人员的分配实行动态优化，盘活基层人事“存量”。还可以优化基层资金管理方式，增强基层经费使用的灵活性和机动性，通过“人随事转”“费随事转”“物随人走”等方式保障基层资源需求。例如，上海市普陀区探索居村“点菜”、部门“配菜”互动机制，整合全区56家单位71个赋能项目，邀请居委会、村委会通过线上“点单”方式选择感兴趣项目，让职能资源精准对接居村自治共治、实训培训、宣传宣讲等末端需求，显著提升基层治理效能。
巩固基层减负效果，还需打造能力提升赋能机制，让基层具备与履职事项匹配的工作能力。在主动吸纳专业型人才的基础上，构建立体化、多层次、全覆盖的基层培训体系，提高基层干部专业水平，建强专业化队伍。比如系统开展数字素养培训，帮助基层干部尤其是乡村干部掌握基本的数字技能，对服务流程、干群沟通等进行数字化重塑，提升基层单位的数字技术运用能力。
基层减负的本质是治理体系的现代化，其内涵不仅仅是事务性精简，更在于破除深层次的体制机制障碍。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明确提出健全为基层减负长效机制。以钉钉子精神推进治理权责重构，让各类创新举措集成为系统化的制度供给，方能真正实现基层减负从“物理削减”到“化学反应”的质变，让广大基层干部从形式主义的束缚中解脱出来，把更多精力投入到民生实事中，用脚步丈量民情、以实干赢得民心。